明代尚书汪宗伊


汪宗伊(1510-1586),字子衡,别号少泉,湖北省崇阳县人。明代官员。

生于明正德庚午年(1510)正月十五,湖北省崇阳县大路汪家人。其祖父藻,举人,赐资政大夫;生父文明公,举人,曾任四川彭县知县;养父(为其叔父)文盛,正清辛未年进士,累官云南巡抚兼安南总督。他的两个哥哥宗元、宗凯都先后高中进士,分别任通政史、尚宝卿;季弟宗召,举人,候选知州。全家祖孙三代7人4进士,声振遐迩,传为佳话。宗伊出生于这样一个书香官宦世家,受家庭环境熏陶,且自小天资聪颖,好学上进。小小年纪,就已博涉经史名作。明世宗嘉靖初年(1522),父亲中丞公文盛出任福州地方长官,建三山书院,梓两汉经史,大兴教育文化事业。13岁的宗伊亦随父读书。偶一次,聆听父亲及其友人谈文论理,旋即援笔成文,笔调新奇,言近旨远,满座皆惊,嘉赏不迭。其父更是欣喜不已,赞赏有加。此后,每逢客人谈及儿子,总是说:“老夫不逮也”,甚至大胆预言:“吾儿必魁楚士!”嘉靖九年丁亥(1530),宗伊回乡应县试,被拔为优等。嘉靖十三年甲午(1534),宗伊“应省试为第一人”,成为楚士之魁,印证了父亲的预言。嘉靖十七年戊戌(1538),宗伊高中进士,时年28岁。

两年后(1540),宗伊知浮梁(今江西修水)县。其时境内时罹水灾,闹饥荒。许多灾民为了生存,铤而走险,迫为强盗。宗伊到任,访贫问苦,关注民生民计。一次县衙抓到盗民一百余人,衙役上垂宗伊如何处置,宗伊潸然泪下,说:“做强盗是要判死刑的呀!我的百姓为了暂且免于饥饿,甚至甘冒死罪为盗,这是多么令人悲伤的事啊!”于是将这一百多人全部释放回家。当年秋天征收赋税时,有关部门不顾灾情仍按平时税额全额征收,宗伊请报上司,提出五条救灾措施。绝常例、禁包揽、革加头、省自运、复带征,废除一些侵害百姓利益的成法,重新核定各种税费,分里甲征收,并在县衙门口张榜公布,以示监督。从此,浮梁百姓不再饱受横征暴敛之苦,生活渐有起色。第二年,境内黎民丰稔有余,许多盗民改邪归正,安居乐业,社会环境日趋良好,民风纯然。

因为宗伊在浮梁县的显著政绩,朝廷欲将其内召。而此时,对宗伊一生影响深远的父亲中丞公文盛因病辞世,宗伊按制回家丁忧。三年守制期满后被征召入朝,任兵部主政郎中,后改任武选历员外郎署郎中。当时郎署人员众多,宗伊大胆谏言,锐意改革,淘汰多余职事冗员1720人。此时正值严嵩、严世蕃父子擅权,他们在朝中结党营私,贪赃枉法,陷害忠良。许多没有骨气的大臣迫于权势,纷纷投靠严氏父子,但宗伊刚正不阿,坚持节义,严党多次诱惑拉拢他,均屡遭拒绝。嘉靖三十二年(1553),兵部武选司郎中,保定容城人杨继盛因痛恨严氏父子“盗窃权柄,误国殃民”,慷慨上《请诛贼臣疏》,历数严氏父子“坏祖宗之成法、冒朝廷之军功”等十大罪以及奴才、心腹遍布皇帝左右等五大奸,请求明世宗“早诛奸险巧佞、专权贼臣以清朝政,以绝边患”。作为杨继盛的同僚好友,宗伊给予坚定的支持。而后杨继盛因严嵩诬告入天牢,宗伊愤怒冲冠,欲挂冠归里,以示抗议,许多忠良相劝,才罢此念想。而在应对皇帝关于严嵩之孙严鹄假冒军功一事是否属实的讯问时,有同僚邀宗伊为严嵩父子打谎言,宗伊却严正指出:“焦山杨公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,不畏万死,揭发严氏父子如山之奸,我们这些人有须有眉,怎么能为奸贼所用?况且严鹄小小孩童,乳臭未干,却报一人自斩七首的军功,这是连三岁小孩都不能骗过的事,我宁死也不会为他去打掩护。”于是据实以告,“执论不屈”。严氏父子听闻此言,恨之入骨,于是设计罢免宗伊。宗伊闻讯大喜,道:“这正是我的意愿啊!”当即辞去官职,带着家人离京回乡。

宗伊在家乡崇阳一呆就是17年。17年中,他朝夕侍奉祖父,教育子女,泰之自若,没有一点失意的样子。一直到明穆宗隆庆四年(1570)才东山再起,出任南京吏部郎中。

1573年,明神宗朱翊钧即位,改元万历。宗伊升任光禄寺卿,出任应天府尹。在任期间,他努力减除不合理的赋役,裁撤各个部门不合理的开支,打击不法官吏,每年节省民财数以万计。当时一名退位官员、江苏溧阳人狄斯彬写了一本《山居野志》,文中斥责四司重复收税,让溧阳百姓不堪重负,而且各乡赋税不均。宗伊看到此书,立刻裁减冗费。每年减去当地百姓谷米九千三百多石,白银六千三百多两。宗伊一系列的政策得到了应天府百姓的拥护,受到百姓的信赖。许多百姓家中挂起他的肖像礼拜。不久,宗伊升任大理寺卿。他“清慎勤敏”,极力除去严苛的刑罚,推行宽平。后来又晋升户部侍郎。不久又擢任南京右部御史,他简化扈从,裁撤各种不必要的开支,深得万民之心。

后来,神宗皇帝为了整顿仓场积弊,三次任命他出任户部尚书,总督仓场。明代仓场管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,一是漕粮运输,一是粮食保管。按照规定,各运粮旗军除了营运正粮之外,可以附带自己的一些土宜货物,以便让他们沿途易换盐柴,维持运粮时生活开支。但朝廷规定,各船自带货物不能超过二十石,这对于漕卒们而言,远远不够,以至“各总旗甲人等,在运艰苦备尝,贫困已极”,后来虽然放宽限制至四十石,但依然不能满足漕卒们的生活之需。在粮食保管方面,由于多年积弊,粮食调运保管不善,大量粮食在京仓糜烂,至万历七年(1579)时,京仓中竟然还有隆庆五年的存粮。加之仓场本是营私舞弊之所,大小官员往往在其中大肆贪掠,管理漏洞百出,“如鼠穴矣”。宗伊到任后,立即厘正仓场、漕船积弊。一方面体恤漕卒们生活艰难,奏请皇帝,在不影响正粮运输的前提下,进一步放宽各船自带货物的限制至六十石,并且放宽对超带货物者的惩罚,受到漕卒们的欢迎。另一方面严格财粮制度,让存粮合理调运,同时竭尽全力堵住仓场缺口,挖出一大批官仓硕鼠,仓场管理日臻完善,仓场也日渐丰盈,“诸所筹划,为国为民,任劳任怨,为时所称”。

神宗皇帝对于这位老臣十分敬爱,多次赐他金帛、绸缎、玺书,以示褒奖,还常常在群臣面前称赞宗伊忠心耿耿,勤劳王事,并称许他是“位跻八座,望著三朝”的元老。

晚年宗伊,宦情日淡,多次上书神宗皇帝,请求告老还乡。但皇帝总是极力挽留,说他“老成清慎,特兹简用”,“老成端亮,精力未衰,著照旧供职”。万历八年(1580)五月,宗伊升任南京吏部尚书,主持官吏选拔及考绩调用,权重一时。但宗伊年老多病,致仕之心日薄,当年九月初七,其子汪庭去世,打击甚大,朝廷终于允请他告老归乡。

宗伊归老故里,热心家乡建设。他捐资修建下津桥,方便县人出行。县中因一连多年未有科举及第之人,有人怪罪县学太差,宗伊全力捐助县学,并告诫众人说:“你们怎么能专门怪罪地方呢?还是多想想自己的学业是否真的精通了吧。”并且亲自给学生们上课授业。本地官府施政有了得失,他都向当政者一一指出。自己生活俭朴,“几近寒士”,有人问他为何如此,他说:“只有廉正一事,是我终身所墨守的啊!”

万历十四年丁亥(1586)十二月初五,汪宗伊去世,享年78岁,归葬路口洋港。神宗钦赐全部祭葬,建坊开道,指派翰林院学士、国史编修袁宗道撰写墓志铭。熹宗天启初年,复追谥恭惠、资政大夫。

宗伊一生,才学渊博,著作等身。除了他个人的《少泉诗集》《奏疏汇编》外,还著述或编纂过《南京吏部志》《应天府志》《南京尚宝寺志》《南京大理寺志》《风纪汇编》《臆说注疏》《尚书教议》《崇阳县志(嘉靖八年)》等十余种著作。

  • 一门四进士两代三举人
    明代鄂南人文鼎盛,出了许多的举人进士。令人称奇的是,崇阳大路庄汪藻的儿孙辈两代人,竟出了四个进士三个举人,可谓英才满堂。